经亿万年演变而成的王屋山，位于河南省济源市境内，其间多少沧海桑田；1万年前《愚公移山》产生于此，其间又有多少世事变迁；60年前，河南济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钢）便诞生于此，从1~3立方米小土高炉群到如今成为中国500强企业、世界钢铁百强企业，再到后来居上的高端装备制造材料基地，其间更有多少企业诞生湮灭？

    如果将时间压缩，一个企业60年的巨变，其实与大自然的亿万年造化之大，并无二致。那么，济钢巨变背后的动因是什么？生存的根据又是什么？

    5月29日，月季花开放正盛，蓝天白云之下的济钢掩映于花丛之中，更加靓丽。“回顾济钢60年发展历史，就是一部心无旁骛坚守钢铁阵地、持续不断创新技术和工艺、持续不断调整产品结构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进行体制机制创新的历史，就是一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历史。”济钢集团董事长、总经理李玉田对《中国冶金报》记者讲述济钢故事。

图为李玉田

    显然，“坚守钢铁阵地，以自力更生为精神内核，以工艺、产品和体制、机制的持续创新为手段，以‘百年企业’为目标，不断奋斗”就是李玉田的济钢创新观。

工艺技术创新：一刻也不能停

     姑且让时光倒流。60年前，共和国对钢铁的渴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毛主席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样，就什么都好办了。”

    “济钢就是在1958年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中播下的种子。当时是1~3立方米高炉，用手拉风箱鼓风，手持铁锨上料；没有足够的燃料，把门板都拿来炼铁了。”回忆60年前，第一代济钢人的执着追求，令李玉田无限感慨。

    种子播下了，但是等待这颗种子的并非春风雨露，济钢的成长之路也并非一直都是阳光大道。

    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的生产组织、资源配置、产品销售，都由国家“统筹统配”，由于体制僵化、设备简陋、工艺落后，截止到1960年底，全厂只产生铁10771吨，其中合格铁仅为4255吨。随后的几年里，企业历经沧桑，走过下马、上马、合并、转产、再上马等曲折历程，直到1971年，容积100立方米的1号高炉才投产出铁。

    其实，直到1号高炉投产，济钢才真正生产出来铁水，进入了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此前都是渣铁，卖给其他钢厂当原料使用。”李玉田介绍，此时的济钢有铁无钢。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经济步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河南济钢以补偿贸易的形式，分别于1985年和1989年建起了2号和3号高炉，容积都是100立方米，每年可产生铁十几万吨。

   “由于没有炼钢能力，济钢生铁只能卖给有炼钢能力的钢企，而这些企业回款很慢，我们受制于人。”李玉田介绍，每家每年欠款都达到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济钢因此发展缓慢，到1992年仍只是一个年产10多万吨生铁的小型炼铁厂。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济钢人抓住机遇、锐意进取，坚持技术改造和产品结构调整，迅速使企业实现了铁、钢、材的成龙配套。

   “从1994年第一炉钢开始，济钢进入了钢铁联合企业的行列，也就是第三阶段。”李玉田介绍，“虽然每年只能生产20余万吨螺纹钢，但是在河南省，省属的安钢第一，济钢就是第二。”

   “初到济钢的几年，一直埋头实施技改项目，焦作市的领导还主动过问，说其他企业经常有项目投产剪彩，济钢怎么没什么动作？其实济钢的每一项改造都是经过科学论证的，遵循规律，一步一个脚印，不去搞那些‘短平快’的表面文章。”李玉田笑道。

    “从1993年到2000年，中国有一大批地方钢铁企业倒闭，多因为不适应市场经济的竞争形势，导致亏损和被‘三角债’困扰。”李玉田认为，“济钢因为成为钢铁联合企业，生产成本降低，回款加快，竞争力增强，顺利渡过这次危机。”

    据悉，上世纪末的最后8年，是中国钢铁企业进入市场经济后的第一个“洗牌期”，国内很多钢铁企业亏损严重，国务院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的邯钢经验，但国内仍有上百家地方国营钢厂没能逃脱停工破产的命运。

    “从2001年到2008年，为第四阶段。济钢在2001年改制之后，进入了规模快速增长阶段。这一阶段，济钢瞄准目标，加快了技术改造，缩小与兄弟企业的差距。”李玉田说。

    “一直埋头于追赶，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济钢长大了，生产规模达到了300万吨，进入了中国企业500强、制造业500强行列，竞争力已经远远强于大多数钢铁企业。”李玉田自豪地说，改造让济钢走出金融危机。

    “2009年以来，企业发展进入了第五个阶段———产品升级换代阶段，加快普转优、优转特。”李玉田表示。为此，济钢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十二五”期间，济钢完成了投资60余亿元的转型升级技术改造，包括铁前工艺改造、转炉炼钢系统改造、优特钢轧制工艺改造、环保治理改造、循环经济利用改造和钢材精整项目改造。

    2016年以来的“十三五”时期，济钢围绕着特钢战略，进入提档升级阶段，企业特钢产品的触角继续向国内外机械装备业基础零部件领域延伸。

    现在的济钢，70%的钢材供给卡特彼勒、戴姆勒、二汽、郑煤机、洛轴、瓦轴等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使用，济钢正坚定地向着“国内一流，全球有影响力的优特钢精品基地”的目标迈进。

   “济钢的发展历程表明，任何企业一年不创新，就会落后三年；三年不创新，就会被淘汰出局。”李玉田总结说。

    瞄准全行业先进企业的先进指标，保持主业定力，持续创新、持续改造，就是济钢创新观在工艺装备上的鲜明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

    济钢之路，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体制机制创新：成为命运共同体

    2001年，济钢人进行了一次体制机制的革命。当年11月18日，济钢5000余名员工共同出资收购了企业的国有资产，组建了全员持股的民营企业。

   “怎么评价济钢体制机制改革？怎么评价改革开放40年？前者挽救了济钢，后者挽救了中国经济。”李玉田强调。他认为，企业实际上是经济的细胞，只有细胞活了，经济整体才会发展起来。

    改制以后的济钢，发生了什么？

    “我来济钢之前，济钢已经至少有十任厂长，任期均不超过4年，都被告状搞走了。但是，改制之后的16年没有一个人告状。”

   “改制之前，我感到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经营’上级和领导，三分之一的时间对付告状，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管理企业。改制之后，我百分之百的精力都在用于管理企业。”

    “改制之前，干好不行，因为有人眼红；干坏也不行，因为上级部门要打鞭子。”

“改制之前是大锅饭铁饭碗，低效无效劳动多；改制之后，大家都是干活的，‘山头’也只有一个了，人均劳动效率达到了800吨/年。”

     ……

     改制之后的济钢进入了快车道。

    2002年5月18日，济钢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高速线材生产线生产出了第一捆线材，并创造了当时全国同类工程中投资最省、建设周期最短、达产最快的3项“全国之最”。2004年2月份，济钢百万吨钢铁扩改工程全线竣工投产，建成了当时河南省最大的高炉和转炉，标志着济钢跨入了100万吨钢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行列；2006年，济钢钢产量突破了200万吨，进入了全球钢铁企业统计行列；2007年钢产量突破250万吨，在全球钢铁企业中的排名上升到第110位；2017年钢产量近400万吨，进入中国企业500强、世界钢铁100强。

    2016年6月份，济钢举办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在当年钢铁行业去产能的背景下，济钢向社会交出了“改制15年纳税50亿元，累计社会贡献89.4亿元”的成绩单。而这一成绩很快就被2017年底“改制16年纳税超过60亿元”刷新，预计2018年底，将实现“改制17年纳税70亿元”。

    还是让数据来说明这一切：改制前，2000年企业销售收入为6.6亿元，2017年是173.1亿元，增长了25.2倍；2000年上交税金0.7亿元，2017年为9.6亿元，增长了12.7倍；2000年实现利润0.3亿元，2017年为13.4亿元，增长了43.6倍；2000年粗钢产量38.4万吨，2017年为373.4万吨，增长了8.7倍。企业利润连续10年居河南省钢铁企业第一名。

    “改制实现了国家多收、企业多留、员工多得、股东回报丰厚的4个统一。”李玉田说。

   “济钢的一切进步，一切成绩，皆在于改革和改制。”李玉田强调。

    不仅仅释放体制红利，在机制改革上，济钢也是不遗余力。比如，在技术队伍中，设立专业技术带头人、专业技术骨干、技师队伍等，实行不同的津贴制度；在科技方面，设立科技成果奖、员工创新奖、新产品开发和质量奖等。

    “上世纪90年代，河南省10余家地方国有钢企，只有我改了，也只有我活了，其他都死了。”他介绍，“当年河南省和济钢同期建厂的地方国有钢企10余家（安钢属于省属企业，不在此列，下同），如郑州市就有3个钢厂，洛阳、新乡、焦作、林州等都有钢厂，现在只剩下济钢一家，所以今年济钢迎来建厂60周年，我们很自豪。”

   “目前，济钢正在筹划‘二次股改’，让近年来新入职的员工也有股份，也能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从而继续释放改制的红利。”李玉田说。

    从工艺技术和体制机制两个方面创新，双轮驱动，持续不断挖掘创新潜力，释放改革和改制红利，是济钢创新观的主要架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体制、机制创新，形成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以及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和市场化的运作机制。”

    济钢正是这么做的。

 自力更生精神：自我造血的能力

    “改革开放以后，钢铁业经历了两次大洗牌：1993年开始的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和2011年开始的钢铁‘寒冬’。两次大洗牌，济钢不但没有倒下，还发展壮大了。核心是我们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比较强，自己造血的能力比较强。”李玉田认为。

    的确，从济钢改制元年———2001年起，济钢成功克服金融危机、产能过剩、市场震荡等层层困难，其中的精神因素就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济钢精神，以及自我加压、自我超越的文化传承。经过17年，济钢人主要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了普转优、优转特的产品结构三级跳，成为高端装备制造业材料基地。

    “拿自己的钱给自己办事，我们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李玉田说。

济钢第一条高线，全部投资只有1.5亿元；而同期有的企业上同类型生产线花费超过5亿元，工期4年。

    济钢上世界最先进的KOCKS轧机、全套进口的特殊钢大棒线等“十二五”改造项目，只花了40亿元，有的企业上了同样规模的项目，却花了近200亿元；

    济钢的三项费用合吨钢几十块钱，而有的企业超过900元；

    ……

    “靠自己的力量，更体现在设备选型和产品大纲的确定上。”李玉田介绍。据悉，当时，行业提倡“提高板管比”，但是济钢没有钱上板材，而是根据河南省是制造业大省的特点上了高端棒线材生产线。

    “战略定位精准，设备选型精准。我们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设备选型，比如KOCKS轧机，可以实现客户定制轧制，虽然贵，但是我们仍然上了。”李玉田介绍。

    艰苦奋斗，更体现在对于资金的使用上。

   “1958年建厂时的办公室，我一直用到2001年。钱都用到工程上了。”李玉田介绍。

    在1993年开始的市场经济转型时期，济钢也很困难，到1998年“三角债”高峰时，曾经出现拖欠工资的情况，但他们咬着牙坚持。直到2000年5月的一天，李玉田在福建、浙江催款，突然接到财务的电话说“这个月我们盈利了”。“这实际上，代表济钢彻底走出了1993年开始的这次危机，济钢人称之为‘八年抗战’。之后，济钢和行业进入了良性循环。”李玉田说。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让济钢实现了快速发展，如一部壮丽史诗。但是书写这部史诗的人，李玉田认为是几千名济钢人。他们有的成为技术上的标兵，有的成为管理上的精英，有的几十年如一日默默无闻地奉献。

    “‘靠自己’的精神让企业产生了空前的凝聚力和活力。即使在困难时期，员工和股东也会自觉为企业分忧。”李玉田介绍。

    据介绍，改制以后，济钢共产生各级劳模900多位，有不少职工以厂为家，十几年中都没舍得请过一次事假。

   “这些人，虽然分工不同、岗位不同，但是艰苦奋斗、奋力拼搏的精神是相同的；这些人或年届花甲，或正值壮年，人生经历深浅不一，但是忠诚于济钢、奉献济钢的信念是相同的。”李玉田感慨。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作为一种历史形成并传承的精神，让济钢穿越历史，不断迈向新的高度；让济钢强健体魄，在市场搏击中不断取得胜利。

   “你看，经过60年，济钢现在有120亿元的资产，实打实没有任何水分。年销售收入超过170亿元，总资产贡献率高出行业平均水平8.8个百分点。”李玉田说，“当然‘靠自己’也跟民企贷款困难的大环境有一定关系，我们的资产负债率不超过50%。”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靠自己的努力，大国重器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要通过自力更生倒逼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而这，恰恰是济钢人的灵魂，贯穿于济钢创新发展的始终。

    “济钢人也有4个自信，即‘装备自信、工艺自信、质量自信、管理自信’，奔跑在实现‘百年企业’的征途上，如同一辆刚过磨合期的好车一样，一定会后来居上。”李玉田最后说。

   编   后

    走过了60年风雨的河南济钢，跨越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不同阶段实现发展壮大，由量变到质变。而济钢董事长、总经理李玉田眼中济钢发展的5个阶段，也反映了中国钢铁工业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

    从李玉田的创新观中不难发现，正是两大创新———工艺技术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以及一个精神内核———自力更生的精神，推动着河南济钢最终成为充满活力与自信的高端装备制造材料基地。

    河南济钢的发展也正是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相信河南济钢将在创新驱动战略的引领下，不断与时俱进，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为中国钢铁工业由大变强贡献力量。

(来源：中国冶金报)